春秋时期，周王室衰微，用来维系统治的分封制、宗法制不断被破坏，诸侯群起争霸。吴楚两国的关系，由于各自民族的发展历史、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心理间的矛盾，在产生伊始就摩擦不断，其后更欲置对方于死地。这种强烈对抗的国家关系，在整个春秋国家关系中都是极其特殊的。
吴楚两国的关系，由于各自民族的发展历史、现实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心理间的矛盾，在产生伊始就摩擦不断，其后更欲置对方于死地。这种强烈对抗的国家关系，在整个春秋国家关系中都是极其特殊的。从第二次弭兵之盟(公元前年)到吴师入郢(公元前年)。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吴楚战事升级，倾国大战的战争发生。双方关系由仇视进一步发展，欲灭对方而后快，达到了恶化的最高点。
一、楚灵王时代
楚康王死后，子郏敖即位。可是郏敖性格软弱，其叔公子围把持国政。郏敖四年，公子弑杀郏敖，代立为君，即楚灵王。吴国诸樊战死后，弟余祭即位。即位三年后被越俘虏所杀，其弟余味即位。吴、楚君位更迭较快，故无心发动对外战争，双方保持了九年的和平。楚灵王为人穷兵黩武、好大喜功，稳定国内后，重新向吴国用兵，本来有所缓和的两国关系又迅速恶化起来。
“昭公四年，秋七月，楚子以诸侯伐吴”，楚灵王召集陈、蔡、郑、许、滕、楚、顿、胡、沈及淮夷等十余国在申地盟会，先以楚国国君之母是吴人为由，抓住了楚君。后又以讨伐齐国叛臣庆封为由，攻打吴地朱方(今淮水北岸附近)，破城后将庆封全族诛杀。楚国的挑衅，激起了吴国的怒火。同年冬天，吴国大举进攻楚国的淮北地区，夺得楚棘、栎、麻三地(今西淝河附近)。
楚灵王率领大军离吴军主力尚有距离，遂派沈尹射救援，又派人在北方筑城防备吴军。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油，箴尹宜咎城钟离，蘧启疆域巢，然丹城州来。楚国的这一举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，钟离(寿县西，今淮南附近)、巢(今安徽六安县东北)、州来(今安徽寿县)。此三地皆在淮河流域，是江淮地区的战略要地，在此设城，居高临下、易守难攻，是遏制吴国在江淮扩张的军事要塞。
自古以来长江下游进攻长江中上游，只有两条路线：一是走水路，而上。二是沿江淮陆路，迂回包抄。吴国虽然舟发达，但还不具有逆流进攻的实力，故吴国想要对楚国全面进攻，必须完全控制江淮陆路。所以此三城建成后，就成为关系吴楚命运之咽喉，三城在楚，则楚安枕无忧；三城在吴，则楚有倾覆之忧。
昭公五年十月(公元前年)，楚灵王率领诸侯及东夷伐吴，报吴夺三城之仇。蘧射带领繁扬之师会和于夏、讷，越派大夫常寿过带兵支援。但是由于楚军准备不足，被吴军在鹊岸(今安徽无为县南至铜陵市北沿长江北岸一带)打败。其后吴王派其弟蹶由犒师，被楚人扣留，楚灵王想杀死蹶由，幸得卜者进言“天命报应”，方才作罢。楚灵王见败局已定，缓缓地退回国内。《左传》昭公五年日：是行也，吴早设备，楚无功而返，以蹶由归。楚子惧吴，使沈尹射待命于巢，蘧启疆待命于雩娄，礼也。
楚灵王兴数诸侯之兵伐吴，却落得个虎头蛇尾的结局，给当时及后世的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也造成了之前扣留蹶由一事被掩盖，一直以来没有被深入研究过，直到清华简《系年》的面世，才逐渐被重视起来。以至灵王伐吴，为南怀之行，执吴王子蹶由，吴人焉或服于楚。灵王即碟(第八十简)从简文来看，灵王扣留了蹶由以后，吴国重新屈服于楚国，这与之前《左传》的记载截然相反。
这点差异引起了笔者的深思，但是由于目前缺乏实际的证据证明简文和文献谁真谁假，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，只能提出一个假设。吴军在鹊岸击败楚联军后，派王弟蹶由赴楚军犒师这段记载是明确无误的，吴军在大破楚军后，主动向楚国示好，并派出了吴王弟这种身份的人出使，可见吴国内部已经生出和好之心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妥协缓和两国的关系。
可是楚国没有接受这个好意，扣留甚至要杀死吴国使者，这种“非礼"的举动具有强烈的侮辱性，伤害了吴国的尊严，使得吴国对楚国的仇恨大大加深，此后吴楚再无和谈之可能。灵王做完此事后，也难免做贼心虚，于是留下沈尹射、蘧启疆留守边疆，提防吴国发兵报复。《系年》是楚国史书，行文难免有偏袒楚国之意，可能记载到此处时，认为吴国派蹶由出使是重新屈服楚国的象征，遂记下了“或服于楚”这样的文字。
而《左传》是以鲁国为主体的史书，记载吴楚之事相对更加客观，参考灵王派兵驻防边疆的行为，作出了“楚子惧吴”的判断。当然以上是笔者的猜测，真相为何还有待新材料的证明。如果笔者猜测为真的话，那蹶由出使则是吴楚关系发展阶段中的重要转折点，这一大好机会被灵王的狂妄自大白白损失，不由让人唏嘘。鹊岸之战后，吴楚关系更加恶化，楚国不甘心在吴国的失败，准备寻找机会向吴国再度进攻。而吴国受到公子被虏的侮辱，也在等待机会报仇，两国战争一触即发。
昭公六年(公元前年)，楚国太子仪楚出使楚国，楚将其囚禁。后仪楚逃回，楚国害怕楚国叛变，先行派蓬波讨伐，吴国来救。楚令尹子荡率军与吴军决战，先陈兵于豫章(今湖北省襄阳市东北方向的唐河与白河之间的近白河东岸处)，次于乾溪(今安徽毫州东南)，最后在房钟(今安徽蒙城县)被吴军大败。子荡将过错推给蓬波，杀之推卸责任。
昭公十二年冬(公元前年)，楚灵王伐楚，不过与之前的十国联军相比，这次交兵更像是一次军事演习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日：楚子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，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嚣尹午、陵尹喜帅师围楚以惧吴。可见楚国虽然仇视吴国，却缺乏攻吴的决心了。
二、楚平王时代
公元前年，楚灵王的弟弟公子弃疾在国内发动政变，楚灵王自杀，公子弃疾即位，就是楚平王。灵王一死，楚国前线军心浮动，自楚国撤退的路上，被吴军追击，五将军被俘。吴军乘胜追击，第二次攻入州来，但还不知州来的重要，毁州来而去。楚令尹子期请求伐吴，平王一心安定内部，拒绝了这个建议。
昭公十七年(公元前年)，此前一年吴王余味去世，其子王僚即位。吴派公子光自水路伐楚，楚司马子鱼率军于吴军战于长岸(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天门山附近)，子鱼战死，楚军大败吴军，缴获战舰余皇。公子光非常恐惧，派三个长须者混入楚军，夜中三呼余皇，三人在楚军内呼应。楚军杀之但大乱，被吴军打败，夺回了余皇。两年后，楚国重新修复了州来城。
昭公二十三年(公元前年)，吴又进攻州来，楚将蘧越率领军队及顿、胡、沈、蔡、陈、许之国的援军来救，吴军在钟离防御。未战，令尹子瑕死去，楚军人心惶惶。吴国公子光提出了一个各个击破的妙计：“诸侯从楚者众，而皆小国也，畏楚而不获已，是以来。吾闻之曰‘作事威克其爱，虽小，必济。’胡、沈之君幼而狂，陈大夫啮壮而顽，顿与许、蔡疾楚政。楚令尹死，其师燔。帅贱多宠，政令不一。
七国同役而不同心，帅贱而不能整，无大威命，楚可败也。若分师先以犯胡、沈与陈，必先奔。三国败，诸侯之师乃摇心矣。诸侯乖乱，楚必大奔。请先者去备薄威，后者敦陈整旅。”此番言论可以看出公子光看透了楚联军的虚实，未战已胜。吴王用其计，与楚军在鸡父(今安徽寿县西南)决战。败胡、沈、陈三国，再用俘虏的士兵冲击蔡、顿的军营，楚军大败。
此战结束后，州来彻底入吴，楚藩国尽叛，楚筑郢都防备吴国。自此楚恐惧吴国之心日盛，楚国对吴战争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。鸡父之战后，楚国发生了一件荒唐事。楚平王娶了自己的儿媳妇，废太子建，送其母回家。太子建母娘家在郧地(今河南新蔡)，正处于吴楚争夺区。其母为了报复，联系吴国献城投降，并交出了全部的宝器。此事可谓是极大地羞辱了平王，楚将蘧越自尽。
吴楚在战争之仇上，又添此羞辱之恨，关系更恶。昭公二十四年(公元前年)，吴楚边境爆发了卑梁之衅。起因非常简单，就是吴楚边境两个女子因为采桑，发生了争执。结果迅速演变为村庄械斗，发展为守军交战，发展为两国交兵。楚平王率舟师入侵吴国，越国派公子仓和寿梦率军跟从，一直到圉阳(今安徽巢县)方回。
吴军一直埋伏在楚军附近，趁楚军回师，麻痹大意之际，偷袭楚边境，夺得钟离、巢二城。楚平王此次军事行动仅仅炫耀了武力，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。《左传》书日：亡郢之始，于此在矣。王一动而亡两姓之帅，几如是而不及郢?楚先前所筑三城全为吴所有，江淮至高点被吴控制，吴国可以自上而下攻击楚国，在战略上完全占据了主动。昭公二十七年(公元前年)，楚平王去世，其子昭王即位。
吴国趁丧讨伐，命公子掩余、公子烛庸围攻潜邑(今安徽庐江西南)，楚莠尹然、工尹麇来救潜，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(都邑内的私兵)与王马之属(疑似地方备用军)增援，与吴军相遇于穷地(今安徽霍邱县西南)，阻挡吴军前进。令尹子常领舟师从沙、衲归还，左尹邰宛、工尹寿率军也到达了潜，截住了吴军的后路，吴军进退两难。此时吴国内部发生了动乱，公子光派刺客专诸刺杀了吴王僚，自立为王，即吴王阖闾。
前线吴军得知消息后大乱，公子掩余奔楚，烛庸奔钟吾，楚师闻吴军乱而还。此战楚军占上风，却无战果。当时楚国国内昭王年幼，令尹子常贪且鄙，又有奸臣费无极，二人和邵宛素有间隙，彼此各怀鬼胎。笔者推测应是子常害怕邰宛建功，宁可放吴军归去，方有此结果。
三、吴王阖阊时代
吴王阖阊即位后，一方面派刺客要离杀死了公子庆忌，一方面向收留二公子的钟吾、楚，以斩草除根。昭公三十年(公元前年)，吴攻破舒地，杀二公子。楚收留二公子，并将其封在舒地，实是为了牵制吴国，此战一举消除了隐患。同年灭钟吾、楚，自此江淮之陆地几乎全为吴所有。
阖阊雄才大略，任用伍子胥、孙武、伯瓠等人，一时间吴国人才济济。伍子胥向阖闾建议“立城郭、设守备、实仓廪、治兵库”四策，并相土尝水，筑造了周长四十七里的大城。为全面进攻楚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伍子胥颇通兵法，向吴王献上扰楚、疲楚的策略，建议把吴师一分为三，轮流袭扰。若为三师以肄(突然袭击而叉速退)焉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(疲于奔命)。
亟(屡)肄以疲之，多方以误之。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楚阖闾采用伍子胥之谋。昭公三十一年(公元前年)，伐夷，侵潜、六。楚军一出，吴军就退回，以此弱楚。定公二年(公元前年)，桐(今安徽桐城北)叛楚。吴国使舒鸠氏诱楚，教唆楚人趁吴攻桐之际伐吴。
此计谋较为复杂，《左传》评价为：“多方以误之。”桐是楚的属国，按理来说，应该是楚国出兵讨伐，可是吴国却出兵。吴国故意营造出自己是在讨好楚国的假象，让楚国轻视自己。再让舒鸠假投降，诱导楚国出兵攻己，好歼灭楚军。此计用了两重迷雾掩饰，妙不可言，应出自兵圣孙武之手。楚国果然中计，在豫章被吴军大败。
定公四年(公元前年)，晋会诸侯于召陵，谋伐楚。《左传》记载蔡侯之前受过子常的侮辱，以子与大夫之子为质，请求晋国伐楚。可是在召陵之会上，苟寅向蔡侯索贿，蔡侯不予，遂向范献子进谗言，不伐楚，改道伐中山。蔡于是投靠吴国，充当吴师入郢的向导。后人多认为吴师入郢晋国袖手旁观，是吴国一力为之，可是清华简《系年》的出土，提供了全新的材料。
晋于吴会为一，以伐楚，伐方城。述明者侯于召陵，伐中山。(第一零一简)简帛记载召陵之会之前，吴和晋联合攻楚，并且晋攻破了楚国的方城。这是之前所有文献中都没有记载的，如果记载为真，那晋国在北方的攻势牵制了楚国北方主力，就可以解释为何之后吴师入郢时北方申、息之师的援军没有赶到，吴军进展如此顺利这些问题了。同年冬天，吴、陈、蔡、唐、胡五国伐楚。吴楚交兵数十年，终于到了决战的时刻。阖闾、伍员、孙武、夫概等率吴军主力三万人先坐船到蔡地，在淮水边弃船上岸。
楚军北部重镇方城沦陷，主力部队仓促之间无法集结，吴军攻势异常顺利，推进到豫章时才遇到楚军的主力。两军沿汉江对峙，楚以令尹子常为帅，左司马沈尹戌献策：“子沿汉而与之上下，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，还塞大隧、直辕、冥厄，子济汉而伐之，我自后击之，必大败之。”方城外是指方城山以东，东面的淮水、汝水的上游地带，大隧、直辕、冥厄是吴军撤退必经的关隘。
沈尹戌计划毁了吴军船之后，再封住其退路，将吴军困死在楚境。此后武城黑子进谗：“吴用木也，我用革也，不可久也。不如速战。”让囊瓦对之前的战略产生了怀疑，其后史皇的一番进言，更是彻底打动了子常。“楚人恶而好司马，若司马毁吴舟于淮，塞城口而入，是独克吴也。子必速战!不然，不免”。
于是子常渡过汉水，自小别山到大别山(今襄阳市东、汉水东北岸)，与吴军三战，皆不利。十一月，双方在柏举决战，楚军来势汹汹，吴军开始想防守避其锋芒，吴王弟夫概欲战，阖闾不同意。夫概以“王已属臣兵，兵以利为上，尚何待焉”违令带本部五千人出战，大获全胜。吴军乘胜追击，五战五捷，攻入郢都。世人皆以为沈尹戌之谋为良策，顾栋高在《春秋大事表》中提出不同的看法，古之善用兵者，必搜索地形，在险要处埋伏静兵。
吴国举国之力而来，又有孙武、伍子胥等名将，不可能不知防备后路。故顾栋高推测吴军早已设伏完毕，等沈尹戌来自投罗网。其后楚军渡河，吴军一味向东转移，是为了引楚军进入伏击圈，两面夹攻，全歼楚军。顾栋高的推测虽无证据证明，却符合用兵之道。
沈尹戌之策看似有效，其实完全建立在敌人没有准备的基础上，极有可能已经被阖闾识破。况且当时“阖阊为明主，伍员为贤臣，孙武为名将，三美兼得，世所罕遇。”，反观楚国君幼臣庸，这种情况下吴军破楚只是时间问题，而非沈尹戌所出的一个平庸之策所能扭转。
四、总结
吴师入郢标志着吴楚争霸以吴国获胜而告终，同时也是吴楚关系中的重要转折点。前文提到吴楚民族皆是烈性民族，关系的缓和必有一方让步方可实现。吴师入郢后，楚国国力大伤，楚昭王以休养生息为重，不主动对吴国挑衅。而吴国在数次胜利的基础上，对楚国的仇恨得以宣泄。故双方的关系在吴师入郢时达到恶化的最高峰，此后趋于缓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