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上映的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，以李白与高适的故事为线索，展现了大唐的诗歌与历史。高适出身落魄将门，进京赶考但屡试不第，后投身军旅；李白出身大户商贾，恃才傲物，然而在政治上懵懂无知，最终卷入叛乱。
安史之乱中，永王李璘发动叛乱，李白因一度为永王幕僚而落下叛乱罪名，在其兵败后被捕入狱。高适却有敏锐的政治嗅觉，官拜淮南节度使，讨伐永王，平定叛乱。狱中的李白向高适求救，高适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，二人多年结成的友谊走向了破裂。
《长安三万里》中的李白与高适从把臂同游的知己，到形同陌路的过客，高适与李白的关系令人唏嘘不已。如果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，谁又能想到高李二人的友谊之船会以这样的形式倾覆呢？
蜀郡商人子弟李白腹有诗才，又自负有经济天下之略，一心想谋取功名，建不世之业。家道中落的渤海高氏后人高适，性质朴直而亦有复兴家族之志。这样两个年轻人不期而遇，相互钦慕，都憧憬着在盛世的大唐实现自己的抱负。
然而，年轻人的雄心终归是幼稚的，大唐毕竟还是一个讲阶层壁垒的国家，商人自属贱籍，李白是无法通过科考入仕的。渤海高氏虽是高门大族，但高适这一支早已没落，在讲现实的长安，高适是落寞的，“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”，“举头望君门，屈指取公卿”的梦想终是不可及的奢望。
失落且失望的高适只能怀着无限惆怅一路东行，直到宋州（商丘）而驻足。宋州比不得长安、洛阳，但却有高适的容身之所。遥想当年，汉梁孝王在此建梁园，枚乘、司马相如之辈在此唱和，而今“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”。
高适躬耕于宋州东郊，十年时光，倏忽而逝。盛唐诗人，若王昌龄、王维等早已科甲得意，位居高位，而高适依旧落魄，栖身草莽，甚至需要亲友们接济度日。
困厄之中的高适并未因此沉沦，心怀王霸之图的他在等待机会。开元十九年（），二十九岁的高适北游燕赵，欲投信安王李祎幕府而未果。从二十九岁到三十一岁，本想在北境投身军旅的高适一无所成，写下了那首著名的《自蓟北归》：
驱马蓟门北，北风边马哀。
苍茫远山口，豁达胡天开。
五将已深入，前军止半回。
谁怜不得意，长剑独归来。
唐诗史上将高适界定为“边塞诗人”，其实与这数年不成功的燕赵之游关系甚大。这几年里，他写下了十几首边塞诗，其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篇内涵名将张守珪的《燕歌行》，“战士军前半死生，美人帐下犹歌舞”，愤恨之情显然纸上。
开元二十六年（），唐军在东北前线惨败于契丹，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却谎报战功，引发朝野舆情汹汹。遥想当年，张守珪也是“立功边城，为世虎臣”的名将，晚节不保殊属可惜！被贬为括州刺史的张守珪很快病逝，而接替他出任幽州节度使的正是幽州杂胡出身的安禄山。
当时的高适，依然是身无功名的潦倒书生。
天宝三载（），享尽长安繁华而又被圣人“赐金放还”的李白、依然失意落魄的高适、屡试不第的杜甫终得聚首，彼时李白44岁，高适42岁，杜甫33岁。三人相见甚欢，同游梁宋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。影片中虚构了李白、高适二人少年相识的故事，虽不符历史，但也着实有趣。
被“言论倜傥”，“性旷夷，善谈说”的贺知章誉为“谪仙”的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闪耀的星辰，然而看似狂放不羁的李太白其实并非是一个洒脱的人。相较于高适，不走寻常路的诗仙其实一直有着强烈的入世之念，好任侠而放浪形骸或许只是他的一种人设打造。
李白确实是个天分极高的少年。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，李白自称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······常横经籍书，制作不倦。”电影中说李白出身商人家庭，不能参加科举。事实上，李白之志并不是普通科举入仕，而是“申管、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。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。
李白为了实现这样的宏图大志，李白走的是“干谒”之路，也就是奔走权贵之门，期待一飞冲天。开元三年（年），十五岁的李白就已经拿着诗文，奔走各级衙门，跪舔各级官吏了。在家乡，他就干谒过广汉太守；到了成都，他又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颋；在襄阳，他干谒过荆州长史韩朝宗······
李白的“干谒”，从蜀地到全国，从基层到中央，可以说是“遍干诸候”、“历抵卿相”了，足迹遍及达官显贵的家门。在长安，李白走了玉真公主和秘书监贺知章的路子，算是在长安社交界打开了局面。
天宝元载（年），在玉真公主的引荐下，李白被圣人李隆基征召入京，授以供奉翰林的闲职，实现了直步青云的梦想。但是李白所谓的“王霸大略”，在皇帝看来都是一些大而不当的空谈，故不委为卿相，只以文学侍从弄臣待之。
圣人认定李白不是“廊庙之器”，乃将其疏远，最后赐金放还。其实，这样的结局对于李白而言，已经不算太坏。但是，他却发出了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的牢骚话。
那么，李白真的不愿屈尊侍权贵吗？他在唐宫中留下的那首《清平调》，恐怕就是其跪舔宫廷贵族的铁证：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借问汉宫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如此烂俗拍马之作，献给杨贵妃，足以看出作者本人卑微的灵魂，而“高傲”不过是李白自我营销的人设。不可否认，李白是天才诗人，赐金放还之后，诗酒江湖确实也是适合他的人生。
狂生表象背后的李白，恐怕是个非常自卑的人，否则他又怎会为自己捏造出一个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的身份呢？
梁园之游后，还需为生计奔波的高适先行离开，李、杜二人则继续往鲁东游览，相对家财雄厚的李白和当时仍有为官的父亲倚赖的杜甫来说，高适的困顿真是令人唏嘘。
但是，即便困窘，高适仍然能安慰同是处于人生逆境的朋友、著名琴师董庭兰（董大），《别董大》二首名传千古，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既是劝勉朋友，亦是高适自我期许。
天宝八载（），时年46岁的高适得到名相张九龄之弟睢阳太守张九皋所荐举，应有道科，终于进士及第，授封丘尉，官秩从九品下。沉沦下僚，显然不能纾解高适内心的焦虑和精神的内耗，基层工作的繁文缛节和庸俗常态令他不满，《封丘作》一诗写尽了那种生无可恋的无奈：
我本渔樵孟诸野，一生自是悠悠者。乍可狂歌草泽中，宁堪作吏风尘下？只言小邑无所为，公门百事皆有期。拜迎长官心欲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。归来向家问妻子，举家尽笑今如此。生事应须南亩田，世情尽付东流水。梦想旧山安在哉，为衔君命且迟回。乃知梅福徒为尔，转忆陶潜归去来。
三年之后，天宝十一载（），50岁的高适挂印而去，再赴长安谋求出路。古人的50岁早已是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的年纪了，而高适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。正是这一年，高适在友人田良丘的推荐下，远赴河西投奔哥舒翰幕府。
盛唐广设边防重镇，要者有河东、河西、范阳、剑南、平卢、北庭、安西、朔方、陇右及岭南五府经略使。以地域而言，除北庭、安西和河西三镇外，其余边镇与中原地区相连或接近。高适舍近求远，远赴河西，就是要跳出内卷的长安、河洛，去西北边疆建丈夫伟业！
哥舒翰本是原陇右节度使王忠嗣的一员猛将，因骁勇善战，数次立功，得到器重和提拔。后取代王忠嗣充陇右、河西节度使，率领唐军浴血奋战，屡次大破吐蕃于河湟，扭转了唐朝在河陇地区的军事地位。
“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。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洮”，西鄙民歌《哥舒歌》说的就是这位突厥裔的名将。
虽为胡将，哥舒翰又是个好读书且重视文士的将军，为人仗义豪情，“多施予，故士归心”，高适的远投自然不难理解了。
入河西幕府之后，高适的诗风又更显悲壮雄浑之色。《塞下曲》中，“万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。画图麒麟阁，入朝明光宫”，大丈夫边塞建功的雄心壮志跃然笔端。
天宝十四载（）二月，高适随哥舒翰进京面圣，没想到哥舒翰在洗澡时突然中风而半身不遂，高适也就随哥舒翰滞留长安。天宝十四载()十一月九日，身兼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，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。
到十二月十三日，安史叛军就攻占了东都洛阳。唐军将领封常清节节败退，在他的劝说下，驻守陕郡(今三门峡市)的大将高仙芝主动西撤，退保潼关。
唐廷存亡，系于潼关。十二月十八日，封常清、高仙芝被皇帝斩于潼关军中，千错万错，皇帝没有错，错的都是大臣。玄宗皇帝杀了封、高二大将，起用了“病废在家”的哥舒翰，只因“哥舒夜带刀”的威名太大，“且素与禄山不协”。哥舒翰被皇帝任命为兵马副元帅，“将兵八万以讨禄山”。
虽然“病废”，但到底还是久经沙场的宿将，哥舒翰真是有将略的军事家，他在潼关的办法是坚守不出，强化防御以待叛军。在哥舒翰的经营下，潼关坚守了半年多。
如果按照哥舒翰的打法，唐廷还有机会，历史可能不会出现玄宗奔蜀和马嵬之变的故事。唐军据潼关坚守，安史叛军主将崔乾佑所率大军被扼制在陕郡一带，继之来攻的安庆绪一部也无可奈何，这样，就牵制了叛军主力，在潼关前线形成了双方对峙状态。
潼关局势稳定了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就能率军进入河北战场，进攻安禄山后方基地。但是，是年六月，唐玄宗竟连续派使者敦促哥舒翰率军出关，寻与叛军决战。玄宗宸断的背后，则是宰相杨国忠的谗言。
万般无奈，哥舒翰“抚膺恸哭”，“引兵出关”，结果全军覆没，潼关失守，长安门户洞开，使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。
盛唐长安哥舒翰潼关被俘，身死叛军之手，真是悲哉！这一切的背后，又是宰相杨国忠与太子李亨两大势力的暗战，名将沦为朝堂权斗的牺牲品······
潼关失守，然后就是长安沦陷、玄宗西逃。此时已经是正八品监察御史的高适一路追随玄宗宫廷，终于在河池郡追赶上了逃亡的皇帝。危局中的忠贞足令皇帝感动，高适被擢升为侍御史。
深谙权力游戏的玄宗皇帝可能没有想到，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即位，遥尊自己为太上皇。在入蜀途中的普安郡，皇帝发布《幸普安郡制》，安排了一个太子李亨出任天下兵马元帅，统领朔方、河东、平卢诸镇，其余诸王分镇地方，联合平乱的军政格局。
在原先的计划中，玄宗十六子永王李璘的责任是“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、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，江陵大都督如故”，坐镇荆襄，地位很重要。
玄宗则得知太子即位之后，虽不愿意，但也承认既成事实，又重新发布一个《停颍王等节度诰》，里面说“今者皇帝即位，亲统师旅”，军政大权应当统一于灵武朝廷，所以诸王节度地方应该叫停，并特地命“永王、丰王赴皇帝行在”。
天宝十五载七月，永王李璘抵襄阳，九月至江陵。但是，在收到玄宗新命令之后，永王并未听命去灵武皇帝行在听候任用，反而于十二月二十五日“以季广琛、浑惟明、高仙琦为将，甲士五千，率舟师由江陵出发趋广陵”。
至德二载(年)正月，永王李璘引兵自江陵沿江东下，经过浔阳，得知李白在庐山隐居，遂派谋士请李白入幕，代价不过“五百金”。
李白入永王幕，完全出于自愿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是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。兴奋异常的李白，一口气写下了一组十一首的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其中第二首足以暴露其野心与不智：
三川北虏乱如麻，四海南奔似永嘉。
但用东山谢安石，为君谈笑净胡沙。
在这首诗中，李白将安史之乱比作历史上的永嘉之乱。言下之意，永王水军东下，即将成为偏安江东的南朝政权，这难道不是期待永王自立吗？“但用东山谢安石”，这是李白以东晋名臣谢安自居，沉醉于浪漫主义的军事家幻想之中。
在唐朝最高皇权更迭之际，年过五旬的高适作出了抉择，站在了灵武肃宗朝廷一边。唐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并命令高适与江东节度使韦陟、淮南西道节度使来瑱共讨永王。
困厄半生的高适，终于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。深谙世道人心的高适一出手，便是攻心，他亲手拟就《未过淮先与将校书》檄文，随后投书永王麾下将领，讲情讲理，进行分化瓦解，果然不战而屈人之兵。
三个月后，还没等到高适的兵马出征，永王的部队就在至德二载二月土崩瓦解，而永王本人也在逃亡路上死于乱军之中。
永王兵败身死之后，帐下宾客、幕僚纷纷逃散，“宾御如浮云，从风各消散”。依附于永王的李白侥幸未死，但在逃回庐山的途中，在彭泽被捕，下浔阳狱，罪名是附逆作乱，且“世人皆欲杀”。
身处险境的李白，将求生的希望寄托于此时已是封疆大吏的高适身上。既是求人，又不便明说。秀才张孟熊“将之广陵，谒高中丞”，张秀才要去扬州谒见高适了，系于浔阳狱中的李白写了一首诗，名为《送张秀才谒高中丞》。
昔日好友，如今已是陌路之人。李白这首诗写得着实低三下四，话说得真是窝囊，吹捧高适是“高公镇淮海，谈笑廓妖氛”，又说自己是“我无燕霜感，玉石俱烧焚”。
李白希望高适能念及昔日同游梁宋、诗酒唱和的情分，出手援救。但是，历史上的高适并没有救李白。
高适果真是一个薄情之人吗？如果真正理解永王谋反事件背后的玄肃之争背景，就不难理解高适的谨慎和冷漠了。依照律法，永王被定性为谋反，而李白被判“附逆”，依《唐律》也是要严惩的，如果此时高适救助李白，有可能就会惹怒肃宗，受到牵连。
再回头看看高适这一路走来的艰辛，旧友的情谊和今日的高位，孰轻孰重，他自然会权衡一番，政治利益的现实主义战胜了文人墨客之间的交谊也是正常。高适与李白二人的交谊，至此画上了句号。
李白最终并未被杀，先是判为长流夜郎，而后又蒙赦免。从早年的诗酒纵情，到晚境的落魄流离，李白的人生跌入了谷底。李白人生最后的一年多时间，是寄居于当涂县令李阳冰家里的。
李阳冰出于赵郡李氏，与李白所谓的陇西李氏关系很远，而且李阳冰当时四十多岁，李白已经六十多了。为何要认这个叔叔呢？很简单，要吃饭。李白为了能有个栖身之所，写了一首极为肉麻的长诗《献从叔当涂宰阳冰》，对其才学、篆刻、政绩吹到了天上。
其实，李阳冰的仕途其实走的也不顺，四十多岁才是个县令，对于李白这样的吹捧很是受用。另外，毕竟李白是名满天下的诗人，收留他，又可为自己扬名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收留了李白，最终获得了诗仙作品最后出版人的身份，自己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迹。
肃宗宝应元年（），李白病逝于当涂······
高适则在大唐的政坛中沉沉浮浮，直到代宗广德元年（），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成为唐代官职最高的诗人，“有唐以来，诗人之达者，唯适而已。”
高适之前虽拒绝营救李白，但对落魄的杜甫却尽力照拂。乾元二年（）年底，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，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，重逢了来此赴任的高适。高适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顾：“故人供禄米，邻舍与园蔬”。上元二年（）正月初七，高适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，怀乡思友感时忧国：
人日题诗寄草堂，遥怜故人思故乡。
柳条弄色不忍见，梅花满枝空断肠。
身在远藩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。
今年人日空相忆，明年人日知何处。
一卧东山三十春，岂知书剑老风尘。
龙钟还忝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。
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，大历五年（）正月，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，顿时“泪洒行间，读终篇末”。而五年前，高适已经在“心怀百忧复千虑”中去世。
少陵草堂碑亭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《唐音癸签》卷二五中，对李白、杜甫和高适有如下评论：“高适，诗人之达者也，其人故不同。甫善房琯，适议独与琯左；白误受永王璘辟，适独察璘反萌，豫为备。二子穷而适达，又何疑也？”这段话不但对李、杜、高的人生结局作了很好的概括，且独具慧眼地指出他们穷达迥异的根本原因：高适比之李、杜，更具政治上的判断力和抉择能力。历史事实正是这样，安史之乱中，他们对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态度，是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结局的要因。